财新网记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大卫·利普顿的专访

财新记者：今年最显著的变化有哪些？

利普顿：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，去年所有人都在等待，以图找到新领导层想做的事，是否会接受改革，而今年我们有机会与政府讨论他们对经济或经济改革的新想法、新提议、新计划。站在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，去年欧洲处于更深重的危机之中，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也很弱。今年我们有欧洲、美国和新兴市场三种水平的增长。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这三种速度的增长共存，实现一个适当的国内增长，并推动改革进程。

财新记者：如你所说，中国的信贷增长非常快，如果经济增长明显放缓，中国可以采取一些财政刺激措施。但当其他国家都在降息的时候，中国压力也很大，你认为货币政策应当怎样反应？

利普顿：中国现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非常适合当前的增长和通胀状况，考虑到增长和通胀两个变量，我们不建议立即调整财政或货币政策。

但我们的确看到了风险。对投资的强烈依赖，会导致基于投资浪费的不可持续的增长。如果经济存在不可预见的减缓，我们不愿看到重复使用在过去曾经有效的刺激措施，即低利率和宽松的信贷条件。因为今时不同往日，这些措施可能是徒劳的。

如果经济放缓，要在预算内财政措施上下工夫。财政做法有两个好处，如果经济确实需要某种支持，它可以帮助满足增长需要，也可以把资源从投资方、国有企业和出口产业转移到增加家庭收入上，以支持更多的以家庭及中产阶层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经济。按此来讲，我们建议的方法既有短期利益也符合长期利益。

财新记者：你提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应该辅以治理的改善，能否具体阐述治理改善有哪些内容？

利普顿：当然。打个简单比方，如果国企从没打算偿还贷款，那对他们收取多高的利率都无所谓，因为无论利率高低他们都会借款。这时候，对高风险项目使用高利率，对低风险项目采用低利率，这样的市场化并没有太大意义。

经济活动中已经有很多参与者，很多角色。就银行来说，有四大银行、较小的区域性和地方银行、新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、证券公司、基金、信托基金，还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。这么多不同的机构，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纪律和准则，以做出明智的决定、有利的决策。他们在做很不错的事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将获得的资源用在刀刃上。因此，对所有这些不同机构，银行、非银行、国企、地方政府，确立更严格的纪律十分重要，且必须与市场化同时推进。市场化的内容包括能源价格、利率和汇率等等。

再强调一次，如果经济主体不认为他们需要为融资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无论以什么样的利率或能源价格都不重要。因此我把义务和责任称为放之四海的“嵌入式治理”。

财新记者：你提到了房地产部门的风险，也有些人对比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，这可比吗？

利普顿：我们并不认为房产市场正处在泡沫状态。我们要看到，中国与日本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，日本的土地资源少得多，在出现泡沫时，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了。而中国现在仍有大量的土地供应，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仍在出售土地以用来开发。财务指标如房屋的可负担性、抵押贷款和租金，都没有表明楼市当下正处于泡沫中。

即便如此，关注泡沫膨胀总是好的，这意味着市场分配信贷和拨款时要有良好的信用评估和风险评估，并且以明智的监管确保不超过可负担范围。即使问题还不严重，也要防止恶化。

财新记者：在你所了解中国提出的改革方案中，哪些在你看来是最紧要的？

利普顿：我认为从宏观层面上看，改革的三个要素在于治理、市场化与再平衡。经济活动中的各方主体应承担责任。这会支持市场化的发展，促进利率市场化，能源价格市场化——从而避免能源价格引发能源的过度使用——以及汇率市场化。这些过程应当不断推进。第三是再平衡。从宏观层面上讲，关键在于确保经济增长不是信贷投资驱动（credit-based investment）的增长，而是居民消费和服务拉动的增长。

中国当局告诉我们，他们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有许多考虑，有很多重要的改革，比如城市化进程。有一个我反复听到的问题是户口问题。户口给努力试图参与到经济体系当中的人们带来巨大困难，同时使他们发现：让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享受到必要的社会服务，以成为受过良好教育、熟练的经济参与者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

财新记者：我们从欧债危机中应当获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？

利普顿：有很多。我认为欧洲在很多问题上都本应做出更好的决定。欧洲问题的根本在于，创造了欧元这样一个17国共享的货币区，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其成功运行。他们考虑到了商品的单一市场，却没能建立起银行业的单一市场——各个国家从自己国内银行的利益出发监管本国银行，没有从整个欧洲稳定的角度考虑。

财新记者：你如何评价IMF在危机处理中的角色？IMF是否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？

利普顿：我们的方式就是边走边看。我们尽最大努力援助一个国家，每年考察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决策及我们给出的建议带来的影响，然后再尝试加以调整。我们得到的经验之一就是，当这些国家负债严重时，就只能削减预算赤字来减缓财政负债的增长。我们认识到的问题之一是，财政紧缩的过程对经济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。在欧洲某些国家，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，以至于影响到改革。

财新记者：欧洲稳定机制（ESM）一定程度上类似区域货币基金组织，其他地区是否也可建立这样的区域货币基金？

利普顿：不同地区已经采取不同方式构建了他们自己的金融架构。亚洲国家就有清迈协议。虽然规模较小，但如果亚洲出现危机，清迈协议还是能够为成员国提供支持。当然，自清迈协议签订以来，亚洲还没有陷入过危机。IMF与亚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关于清迈协议的稳定对话，我们目前把自己的角色界定为，与清迈协议互为补充。在未来我们希望、也一定会进行合作。

ESM设立的宗旨有所不同。它用于多种用途以解决欧洲周边国家的问题。从一开始，ESM就被设计成要与IMF一起使用，所以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“三驾马车”（Troika）的关系，即欧盟委员会、欧洲央行和IMF合作应对。

财新记者：日本最近采取激进措施，但如果最终仍无法使日本彻底摆脱通缩，怎么办？

利普顿：这要从“安倍经济学”谈起，它有三支箭，目前他们已射出第一箭，即实施极其强势的宽松货币政策。他们称之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这主要是针对连续20年来物价持续下降的问题。他们希望从严重的通缩中走出来，实现通胀。日本经济还有其他的问题：他们还有规模很大的财政赤字和高额债务，而且经济增长也处于停滞状态。所以日本仍需完成余下的两支箭——采取能促进经济并控制债务规模的财政政策，以及一整套刺激增长的结构性政策。目前日本仍在酝酿第二和第三支箭，现在预测效果怎样还为时尚早。我们认为，日本应当把三支箭都射出去。

财新记者：因此IMF在5月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，结论是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是适当的。我们看到日本最大的竞争伙伴韩国已经降息，如果有一天它也实施量化宽松，是不是就得算“竞争性贬值”了？

利普顿：我再次强调，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针对每个国家，按其具体情况决定政策是否合宜。日本已经连续20年出现零通胀或负通胀，经济停滞。所以在我们看来，日本采取相对强有力的经济政策，即使有些不同寻常，也在可考虑范围内。如果某个国家并没有陷入如此极端的情况，我们不会因为经济政策是扩张性的就表示赞同，政策必须与具体情况相适应。

财新记者：最近关于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猜测很多，甚至引起了股市波动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利普顿：我不能评价一国央行的具体措施。但个人认为，美联储对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退出有明确的标准，并且这些标准被一再强调。如果减少了量化宽松的规模，降低购买债券的数量，虽然少了，却仍然是支持性的货币政策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退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