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届“《英语世界》杯”翻译大赛参考译文（陈国华教授译本）

另类生活^[1]

克里夫顿·菲迪曼^[2]  

另类生活是过去约30年间传播领域革命的产物。这是一种极具竞争力、几乎在每个基本方面都与传统学校教育相悖的教育体系，该体系从儿童和青少年两岁起就对他们施加影响，占用的时间与学校教育占用的一样多，对他们的影响却大得多。

该体系是个链式结构，以电视为中心，其他环节包含电影、广播、连环漫画、流行音乐、体育运动以及生活方式（包括毒品文化、性放纵和成体系的反社会行为），这些都是该结构衍生或催生出来的。

这种另类生活的确是一种生活，而不是一种消遣、娱乐或业余爱好。它有自己的学科领域、自己的教学大纲、自己的伦理和文化价值观、自己的风格和语言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影响着儿童和青少年，教化他们，塑造他们，制约他们。它与传统教育针锋相对，人们无法调和文学或科学的价值观与电视广告的价值观，也无法调和莎士比亚或牛顿唤起的憧憬与电视选秀节目“铜锣秀”^[3]呈现的人生憧憬。两套思维和情感体系彼此水火不容。

这种情况前所未有。传统教育理念过去从未受到竞争者的挑战，它之所以被理所当然地接受，是因为一直没有出现替代者。但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完备的生活，一种孩子们甘愿归依的生活。这种生活为他们提供了英雄、口号、形象、行为方式以及某种近似内容的东西，而所有这些都与课堂里传授的内容背道而驰。

孩子们破天荒需要成为双重文化的公民，既要过传统生活，又要过另类生活。这样一种双重忠诚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混乱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从深层意义上看，所有孩子都患有精神分裂症（在一定程度上老师、父母和我们自己也如此）：一方面是书本、传统观念以及历史文化所阐释的现实体系，另一方面是电视节目、摇滚歌星所阐释的更为生动且更易理解的现实体系，后者体现为对即刻轰动、即刻回报、即刻消费的狂热追求。

如果你锲而不舍地追问那些优秀教师，到头来他们几乎总会承认，其面临的难处都源于另类生活的竞争，而他们并未受过任何训练应对这种竞争。另类生活有一种特别的心理效应，对教师执教产生妨碍——任何教师，无论是教写作的还是教其他基础课程的，都受其妨碍。这种效应就是学生的注意力下降，从而导致学习能力下降——这里说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能力，而是其受媒体制约的那部分能力。

另类生活这一概念，我们也许尚且无法下定论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不会被所有人认可。它之所以要求人们即便不认可它也要对它加以关注，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：这一概念超出了现行教育体制，试图从动摇我们整个西方文明的变化中寻找问题的根本原因。

[1] 原文标题是“处处与课堂作对的通俗文化”（The Classroom’s Ubiquitous Rival: Pop Culture），该文原本是作者在一次讨论写作的教育学会议上的发言，整理后发表于1979年6月13日的《纽约时报》上。

[2] Clifton Fadiman（1904–1999），美国作家、编辑、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，著有《终生读书计划》（Lifetime Reading Plan, 1960），编有三卷本《世界儿童文学宝库》（The World Treasury of Children’s Literature, 1984）。

[3]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等电视台1970-80年代播出的选秀节目，由查克·巴瑞斯（Chuck Barris, 1929–）策划并主持，由演艺界名人担任评委。评委认为表演者表现不佳时，会用敲铜锣的方式宣告他被淘汰。